生态经济区设立的协调发展效应——来自两大湖泊的经验数据

生态经济区规划的核心目标是提升流域内城市在主体功能实现和民生发展方面的协调发展水平，实现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37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两湖”生态经济区设立对流域内城市协调发展的带动效应。研究发现：“两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显著提升了流域内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且该规划的带动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与时间动态异质性。通过进一步分维度分析发现，生态经济区规划对民生发展水平的提升效应较其对主体功能实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以上结论对生态经济区流域内城市走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大数据环境下传统会计和审计的转型探讨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覆盖范围愈发广阔，对传统会计和审计带来显著影响，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会计和审计实效，备受业内关注。本文首先介绍了大数据环境下传统会计和审计转型的重要性，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对会计和审计的多方面影响。在探讨大数据环境下传统会计和审计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实践经验，分别从转变主观认知、完善会计和审计工作规则体系等多个角度与方面，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传统会计和审计的转型策略。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

文章梳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演变历程和转移支付管理实践变化与趋势，使用空间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基尼系数分析和RE指数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及效果，得出以下结论：(1)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公平性不断提升；转移支付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规模不断增大、精准性不断提高、地方平衡性不断增强。(2)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降低了各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推动了各项省域协调发展指标均衡提升。(3)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通过推动人均财政支出均等化和规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后，从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省以下地方财政支出行为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研究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现实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导，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且呈现异质性，在高创新水平、高人口规模、高人力资本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公众消费需求、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等渠道发挥积极作用，但也会弱化政府征税能力、造成税收流失，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投资冲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使得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强化投资冲动作用于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机制被中断。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性，能够带动地理距离相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城市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据此，从有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搭建财税领域的智能网络平台、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发挥先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传统DEA模型结果显示，2007-2020年企业创新效率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且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环境中，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规模效率仍保持较大优势，但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纯技术效率优势正逐步被替代。（2）似SFA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府支持、行业竞争、教育环境和开放环境等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3）调整后DEA模型结果显示，整体上剔除环境因素后企业创新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创新环境的改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技术适应能力等来提升创新效率。（4）T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负债结构、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持股比例等因素是影响调整后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培育类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过手工收集地方政府培育类政策并与2007—2019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利用多期DID模型检验其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培育类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起长期显著促进作用，但政府认定次数增加并不能推动中小企业创新由量转质的飞跃。进一步地，培育类政策可通过激发创新意愿、加速人才聚集、提升市场关注度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该类政策对国有中小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仅对低集中度行业企业起到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地区政策激励与创新补偿效应更强。结论可丰富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经验证据，为完善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文章在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4—2020年中国1651个县域数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改善均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两个渠道，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山区县、高城镇化水平县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县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此，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发展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经济发展。     

基于TDI城市类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旅游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

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已成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增加目的地国际旅游收入、提升旅游产品服务质量、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战略选择。借鉴世界经济论坛倡导的用于衡量世界经济体旅游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构建城市类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运用极差标准化、变异系数、旅游发展指数评价等方法，分析北京、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等15个城市类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综合竞争力水平，研究发现：(1)旅游目的地旅游综合竞争力存在异质性。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杭州5个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已超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西安、南京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已接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水平，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存在较大差距。(2)我国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短板比较突出。